20年前的今天,5月3日,被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对新闻自由受限的马来西亚媒体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星洲日报特此主办“新闻自由日交流会”,邀请吉隆坡一带的一些评论作者与编辑交流。一来是要提醒我们媒体人和评论人,他们有责任去维护新闻自由及尽社会责任;二来是要通过报章,提醒各界尊重新闻自由和媒体的独立性;三来是要向全世界牺牲在新闻线上和因採访而受伤害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因揭发真相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作者致敬。
【交流会精华录】
萧依釗(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
身为新闻人,新闻自由,是我们永不会放弃的追求。
我们坚信,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体应扮演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的角色,用以监督和制衡政府、防止政府滥权。
即將举行的全国大选,无论人民选出哪个阵线上台执政,我们的报纸都会坚守第四权的角色,监督和制衡政府,並且捍卫新闻自由和人民的知情权。眾所周知,在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社会,媒体不仅受到政治权力的压制,同时也受到市场经济力量的威胁。在这两种权力夹攻之下,如何確保媒体的公正、公平和客观,是媒体人面对的严峻考验。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我们体认到,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权时,也须尽社会责任。我们被赋予的新闻自由权是用来尽社会责任的,绝对不能被滥用。
郭清江(《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
马来西亚的新闻工作者面对越来越艰难的媒体生態。不仅有政府官员和国阵领袖压制新闻自由,也有民联领袖压制新闻自由。
对於这次大选的竞选新闻,《星洲日报》儘量做到平衡报导,但是国阵指责《星洲日报》亲民联;民联又指责《星洲日报》亲国阵。总之,我们两面不討好。
郑丁贤(《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身为媒体评论员,在我们的角色之中,政治立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人如何在现在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应该有的態度。
在现今的大环境中,一些事情成了禁忌,一旦你踩到禁忌,你就会完全被否定。这是很糟的情况。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若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自我正义价值的话,那个人就会被妖魔化。我认为,人民应该把本身的自我正义感消除掉,这是大家应该省思的一点。
媒体不仅仅要扮演中立和平衡的角色,而且也要具备独立的精神。独立的精神来自於思考,如果没有经过思考,所谓的中立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还处在进化过程中的大环境,政治也好,媒体也好,我们需要的是正確且接近真相的东西,这是需要时间慢慢往前进化的。
梁文道(香港媒体人)
全球媒体都在经歷巨大板块的移动,也就是新媒体在衝击?传统媒体。华文世界的传统媒体所面对的这种衝击,比西方来得严重。
在威权政治的国家,传统媒体受限於政府的政治绑架,使得传统媒体的言论无法完全开放、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就会扩散、转嫁到传统媒体上。同时,人民也会转移到网络上去寻找他们认为更值得信任的消息。
在政治箝制下,媒体在剧烈的矛盾与衝突中,要取得平衡是很困难的事。
我觉得,无论这次选举是哪个阵线胜出,大马媒体的情况都会有很大变化。马来西亚未来的媒体將会更加开放,当整个媒体环境更宽鬆、自由的时候,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就能在一个更公平的平台上重新排位。
郭朝河(台湾中央通讯社驻吉隆坡特派员)
以新闻报导的公正和透明度而言,我认为《苹果日报》贯彻了我们做新闻的理念,一字不漏地报导在朝在野的新闻,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新闻所要传递的讯息。
对我而言,一份理想的报纸在报导方面应该是非常中立和透明的,但我认为在社论方面有政治色彩是可以被允许的。
年轻人有情绪性的想法很多时候是大环境造成的。我们有太多管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以致於人们无法透过正常管道去排解情绪。而他们透过网络宣泄情绪是很正常的。
作为媒体人,我期许星洲日报能够带领全民去衝撞现有的媒体体制,创造一个新的言论自由格局。
张立德(《星洲日报》〈言路〉主编)
身为言论版的主编,我必须常常面对持有不同意见的读者所寄来的稿件,因此,也让我对新闻自由有更进一步和更深刻的瞭解。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不让某方发言,就是压抑新闻自由,但隨?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们已有更多的管道可以发言发声,因此,我认为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有必要做更进一步和更深入的詮释,那便是要做到真正的新闻自由──除了要让被视为遭到打压的一方发言,也要让被视为打压他人的一方讲话。
我可以在评论专栏发表自己的政论,但我编辑的〈言路〉版却须广开言路,提供平台给各方讲话,让读者去分析和判断,那才是我们要实现的新闻自由。
林放(资深媒体人)
不管报馆採取如何中立的方式来处理新闻,都是两边不討好的,如同走在马路白线上的摩哆,很容易被两边来的车撞倒。
现在的读者看报纸都会预设本身的立场和议程,所以星洲日报只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就行了。
陈亚伦(基督教牧师)
很多外国人都认为华文报是大马媒体的领头羊。我有很多不諳华文的朋友很羡慕我会看华文报,因为华文报有很多內容是他们看不到的。
国家领袖是必须接受批判的。如果政府要求报章一面倒的褒扬、諂媚,就会导致国家领袖听不见民意,当民意无法被传达而反扑的时候,吃苦果的也是自说自话的政府。
刘惟诚(拉曼大学媒体系讲师)
若以学术的角度出发,马来西亚在实践新闻自由这一区块的教育仍然做得不够。正如一般的社会人士並不明白报章的运作,关於这方面的资料或书籍也少之又少。
现在人民对政治有一些醒觉,却还不够全面,所以话题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较有吸引力,可以引起他们集中討论,这是一种潮流,若不跟潮流就会被时代淘汰,因此思考方式很容易被主流想法牵引。
新闻自由其实已经逐步实现了,过去听不到、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听到、看到,只是选择还不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有另一种“选择性民主”(selective democracy)出现。我们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各有各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那么社会就会被分化。
施宇(资深媒体人)
谈到新闻自由,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民与霸权的对立之上。看看现在的政治气候,人民的声音逐渐变大,所以不管谁当权,媒体不应该害怕新闻自由被箝制。
另外,媒体需要反思的是,如今新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大多数人都用手机看新闻,我们即將面临报纸消失的一天。像《星洲日报》这样的平面媒体,面对新时代的衝击,应该建立一个网络平台,利用最新的媒体优势,与新一代对话,与人民对话。
陈慧娇(前新闻工作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网络崛起,无疑对传统媒体產生了一些影响。第一,网民扮演了公民记者的角色,反过来监督媒体对新闻的报导。
第二,网络暴民群起攻击主流媒体。十多年前的台湾把这些人称为“乡民”,而这名字乃是出自周星驰的电影。公堂上审案的时候,许多乡民站在一旁围观,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完后就回家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需负责。乡民是没有理智的。主流媒体在处理乡民情绪的技巧上仍需多多加强,只要提供真相,告诉他们事实就可以了。
谢明意(中小型企业公会顾问)
办报有很多的限制是自不待言的事。我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十全十美。
假如《星洲日报》的报导能让所有的人都认同,那就有问题了,正如英文俗语所说,“If you try to please everybody,you can please nobody”。我希望星洲日报能坚持媒体的专业立场,勇往直前。
我期许新政府让媒体在自由、专业、公正的环境下对社会现状作出报导。如果政府对媒体管制得太严,人民將从网媒获得未经查证的资讯,这对他们的伤害更大。
林清隆(自由撰稿人)
目前很多媒体都已沦为执政党的武器,我感到非常遗憾。
而《星洲日报》依然很公正。作为人民的喉舌,《星洲日报》平衡报导两大阵线领袖的言论。
汤秀凤(市场销售经理)
儘管马来西亚尚未取得完全的新闻自由,但是我认为媒体工作者首先要做好自己。
他们应有清晰的思维、成熟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最重要是实事求是。再者,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应该要尊重彼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汤志伟(中医师)
言论自由经已在网络发酵,所以政府不应再箝制新闻自由。我认为,有关单位应该从政策?手,寻找正確的管道,来取得更大的新闻自由。
覃亚湾(自由撰稿人)
新闻自由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年轻人往往拥有浪漫情怀,隨?大选的到来更是越趋强烈。我希望年轻人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追隨,而是必须经过独立思考才作出正確的判断。
虽面对攻击,《星洲日报》的立场依然很公正、专业、中立。
如今,很多人高喊“五月五,换政府”的口號,中文报社对此不应盲从,媒体应提倡“五月五,选政府”的正確讯息,毕竟换不换政府的选择权掌握在人民手中。
黄能世(教师)
身为中学老师,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是中学生对政治很有兴趣,可能是受网络或父母亲影响的关係。
基於主流媒体与政治霸权掛鉤的刻板印象,无论主流媒体怎么中立,都存在部份读者对非主流媒体拥护的趋势。
洪俊兴(工程师)
媒体其实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譬如我是从小读《星洲日报》长大的,而我有很多友族的朋友也都在看《马来西亚前锋报》。
我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困扰?族群关係的不是宗教和种族,而是政治。我认为,《星洲日报》虽扮演华人喉舌的角色,但也应该要有多一些关於其他族群或马来社会言论的报导。
潘作意(自由工作者)
我从小看《星洲日报》长大,曾当过2年的通讯员。
《星洲日报》之所以会受到全国人民,特別是华社的欢迎,是因为它的报导深入,各个层面的新闻都相当全面。
《星洲日报》的办报原则应得到大家的尊重,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同样的,对於网上或面子书上的评论,我们也应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
黄凯彬(化学工程师)
大马年轻一代的华人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英雄革命浪漫情怀。
现在的年轻华人似乎已经陷入“五月围城”的情境里头。其实贏要贏得有风格,输要输得有风度。无论是民联或国阵的政治人物,都不应该干预媒体自由。
(星洲日报‧报道:张德兰、曾慧金、赵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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