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8, 2010

凯撒与上帝

【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1999年烈火莫熄风起云涌的时候,前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吴 吉平毅然投身反对运动,抗衡马哈迪扭曲司法、打压政敌的不公义行为。

吴吉平的做法得不到基督教界的认同,批评他“把政治带入教会”的领 袖不在少数。倏忽十载,其中虽有挫折与低潮,吴吉平对公正运动却始终不离不弃;尽管经历了308的政治大海啸,让人民公正党顿时奇货可居,吴吉平身为领袖 之一,依然保持一贯低调的方式,只在必要的时候发言,证明了他当年的政治选择决非投机之举。

有人担心教会政治化,固然可以理解,但邀请国阵 领袖出席圣诞节活动、配合马华公会举办“爱国祈祷大会”、甚至由部长为基督教的大会主持开、闭幕仪式等,难道就不会把宗教政治化?

教会倾向和执政党联系

正如我所观察到的,308大选以前,黄燕燕和伯纳东博(Bernard Giluk Dompok)普遍被主流教会视为基督徒参政的“榜样”;308大选之后,随着民联执政霹雳州和雪兰莪州,信仰基督的倪可敏、倪可汉和郭素沁(天主教徒) 等在野党领袖也就不再是“敏感人物”了。

无论我国的基督教界怎么辩驳,以往种种的事迹证明教会领袖鉴于“政治 正确”的考量,倾向和执政党保持联系是铁一般的事实。比较不为人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其实和马来西亚独特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

马来西亚的基督 教纵使宗派各异,大致上都从属福音派,除了某些特定仪式或传统,基本信仰没有太大差别,都专注于传扬福音。思维稍微广阔的,尚纳入社会关怀性质的工作,但 分享教义和见证依然是重点。也因为这样,往往被人视为“内向的教会”(inward-looking church)。

帝国主义盛行的时 代,欧洲和北美洲不少基督教宗派也派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当中固然存在具有“文明教化”(mission civilisatrice)思维者,但更多的教会为了福音能够深入民间,在马来亚创办了医院和母语学校,造福社会和人群。

为了方便统治, 英国殖民政府不鼓励宗教团体涉及政治;而以白人为首的教会在异乡和异族间工作,也同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发展并巩固宗教、医疗及教育事业。

宗教团体与国阵交好

独立以前,殖民政府形同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教会的守护人;独立以后,教会面对无神论者主 导的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抗争、回教党在半岛东部和北部持续扩张的影响力,以及宗主国已然离去的现实环境,联盟/国阵(尤其是马华公会)于是成为教会的自然伙 伴,加以靠拢是理性的选择。

更重要的,作为庞大的执政集团,联盟/国阵无论在政策制定与资源分 配方面都占尽先机,缺乏任何足以与之抗衡的世俗政治力量,教会与其“交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这个现象并不局限于基督教,回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也不例 外。

譬如马华公会近年就很重视佛教界,在日益回教化的环境中,黄家定、黄家泉和翁诗杰都极尽所能突出本身的佛教背景,似乎如此就能化解马哈 迪当年武断宣布马来西亚为回教国的宪法危机。

国内宗教的版图分布和强势的政府主导之外,1969年的513事件被执政者充分利用,违反人权 的法律逐一出台以防止民众质疑巫统的马来人议程,导致任何同宗教与种族有关的议题皆变得极度敏感。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基督教会不得不谨言慎行,对政治 更退避三舍。

对于1987年10月的茅草行动中蒙难的在野党和华教人士,大家耳熟能详。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有位名为Poh Boon Sing的基督徒也无辜遭殃呢?不知道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教会普遍上对这个历史事件保持沉默,而这位基督徒后来当了牧师,全职牧养教会,从此不问政事。

反思信仰与政治的关联

308大选之后,不少年轻的基督徒开始反思政治的意涵,以及教会如何看待政治。他们不再满足于“为执 政掌权者祷告”或“记得履行公民投票的义务”等样板式的讲台教导,而渴望教会领袖能够提供更切合当下政治局势发展的信息。

教会如果要对年轻 的会众发挥更大的影响,就不能继续自我设限,视反对政治为畏途。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异议份子,其一生都在与政治体制抗衡。希律王要追杀他,犹 太教的宗教领袖也把他看作威胁,两者都欲除之而后快,以免他颠覆当时的政体和宗教层级(religious hierarchy)。

换句话 说,靠拢权势——无论国阵或民联——来求存从来就不是耶稣的本意。对遭受资本主义体制压迫的拉丁美洲信徒而言,耶稣是革命者;对经历过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 基督徒,耶稣是黑人。耶稣的“颠覆性”,是坚定他们信仰的源头。

这不意味着教会必须凡事都与政府作对,但面对种种的压迫与滥权,基督徒选择 沉默只会遭致他人无积极意义的嘲笑,再多的信仰见证也不能改变外界负面的看法。 【参见:教会语言与思想枷锁:续谈基督 教徒的政教矛盾】

我反对政教合一,也相信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但这不应该是基督徒对政治噤声的理由。“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都是基督徒在不公义的体制中无畏无惧发声的基础。

教会不应畏讲真话

随着国家日益回教化,教会的不安与日俱增。虽然偶尔敢于表达对回教党的不满,面对巫统的霸权却束手无策。 毕竟从殖民地时代开始,教会就没有反对政权的习惯和传统。一旦有人尝试打破这个局面(例如吴吉平),教会领袖担心受波及,乃迫不及待地划清界限。

因此,诗巫卫理公会的领袖驳斥吴吉平的文章,完全是 意料中事。但指吴吉平“嚣张、口出狂言”,则未免言过其实。读了后者文章的人都会同意,其文笔谨慎持 平,而且极具说服力,没有丝毫挑衅的成份。

事实上,教会如果在真理上站得稳,应当理直气壮地告诉纳吉:“合理与合法的拨款,无任欢迎,但不 应该在竞选期间,因为这是违反选举法令的行为,我们不能陷你于不义。”

而纳吉如果真是开明与公正的首相,也必会明白并尊重教会的立场。何来 难为之处?

一个信靠全能上帝的人,不应该会担心讲了真话而得罪政府或政党。如果潘 霍华牧师(右图)勇于为信仰而殉道,我国教会领袖在必要时候向国阵或民联政府表达异议,又有何难?马来西亚当下的政局,难道会比纳粹德国更险峻?

很 显然,不少人敬畏上帝,但更害怕政府。得罪前者,大可祷告祈求饶恕;开罪后者,只怕连身家利益都要失去。

然而,基督徒不准备随时失去这一 切,又岂能得着所渴望的生命?(路加福音17:33)

唐南发是时事评论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班。

读者来函 [2]

教会岂可沦为政权工具?

作者/Chopin 2010年05月28日 11:05 am

这事件发生的时机实在不容他们狡辩为只是一笔普通拨款,这很明显的这是一笔政治拨款(坦白点说就是贿选)。首先国阵选择在补选的竞选期如此高调拨款给这四 间诗巫教会,分明是收买诗巫人心的一着,因为诗巫有大量的卫理基督徒选民。不然他们为何不在乌雪或全国各地拨款给教会呢?

如果这四间教会 只是默默地接收“拨款”那或许还能说的过去。但四教会收到款项后竟然在报章上登广告感谢国阵政府,在补选的敏感期里这只能解读为一项配合国阵的竞选策略的 举动。

教会领袖想辩解登广告为感恩之举,试问登广告感谢别人奉献是教会的一般做法吗?如果不是,为何单单国阵能获得如此厚待?教会此举与 那些自甘向强权卑恭屈膝涂脂抹粉的团体有何分被别?登广告的效果是突出他们感谢上帝还是感谢国阵,会否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教会领袖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动机 是否纯正无可指责,有没有对大局仔细衡量过?

如果有一天政府要教会选择向政权下跪,或面临关闭;这些教会领袖会如何取舍?

提 醒东西马各教会:

1.教会是上帝设立的。教会的存废只仰赖上帝,不仰赖政权。
2.上帝从不缺钱,不须向富人或强权乞求施舍奉献。
3.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思)。(马太福音6:24)
4. 上帝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他对教会的期望也是如此。教会切忌成为多行不义者的帮凶。

二战时的德国教会,还有启示录里七间教会中大部分的下 场如何,堪为殷鉴。

正确的宗教守则

作者/evo7kei 2010年05月28日 11:05 am

我虽身为佛教徒,从信徒直到现在成为佛教道场的义工工作人员都不曾放弃关心马来西亚的动向。

在 道场义务工作的经验,也让我更有信心想要协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更公平和廉洁的国家。如果首相纳吉不以身作则,反而鼓励你用贿赂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根本就是 把真理颠倒。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的宗教信仰都被巫统的烂人来管理和摆布,我是不会妥协的。

唐南发和吴吉平的看法是超越宗教,并对国家社会怀 有关怀和为人民服务。不管我们是什么宗教教派也好,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以被烂纳吉来搞砸的。保持坚定和正确的宗教价值观都是我们信徒应该做的。如果还以什么 烂理由来支持错误的行为,那我觉得这宗教领导人也不配称职。

宗教人员应该要怀有服务和教育大众的态度,对抗不公义的事本就义不容辞。就拿 两则真实个案来告诉大家,中国佛教“弘一大师”在二战期间救国救民的精神,发挥慈悲心并与日军对抗。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也因为民进党陈水扁的腐败,在 2008年召回所有在海外的弟子回台湾投票并让民进党败选。

最后,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所有不同宗教领导人会发起一个很强烈的信息给信徒,宗 教也可以让腐败的BN领导人下台!还有自称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的黄家定,黄家泉和马华的领导人,省点吧!我绝不容许佛教名义给你们搞到这样,回家忏悔 并隐退吧(虽然你们捐钱也弥补不了你们的罪业)。

来源: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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