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1999年烈火莫熄风起云涌的时候，前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吴 吉平毅然投身反对运动，抗衡马哈迪扭曲司法、打压政敌的不公义行为。
吴吉平的做法得不到基督教界的认同，批评他“把政治带入教会”的领 袖不在少数。倏忽十载，其中虽有挫折与低潮，吴吉平对公正运动却始终不离不弃；尽管经历了308的政治大海啸，让人民公正党顿时奇货可居，吴吉平身为领袖 之一，依然保持一贯低调的方式，只在必要的时候发言，证明了他当年的政治选择决非投机之举。
有人担心教会政治化，固然可以理解，但邀请国阵 领袖出席圣诞节活动、配合马华公会举办“爱国祈祷大会”、甚至由部长为基督教的大会主持开、闭幕仪式等，难道就不会把宗教政治化？
教会倾向和执政党联系
正如我所观察到的，308大选以前，黄燕燕和伯纳东博（Bernard Giluk Dompok）普遍被主流教会视为基督徒参政的“榜样”；308大选之后，随着民联执政霹雳州和雪兰莪州，信仰基督的倪可敏、倪可汉和郭素沁（天主教徒） 等在野党领袖也就不再是“敏感人物”了。
无论我国的基督教界怎么辩驳，以往种种的事迹证明教会领袖鉴于“政治 正确”的考量，倾向和执政党保持联系是铁一般的事实。比较不为人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其实和马来西亚独特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
马来西亚的基督 教纵使宗派各异，大致上都从属福音派，除了某些特定仪式或传统，基本信仰没有太大差别，都专注于传扬福音。思维稍微广阔的，尚纳入社会关怀性质的工作，但 分享教义和见证依然是重点。也因为这样，往往被人视为“内向的教会”（inward-looking church）。
帝国主义盛行的时 代，欧洲和北美洲不少基督教宗派也派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当中固然存在具有“文明教化”（mission civilisatrice）思维者，但更多的教会为了福音能够深入民间，在马来亚创办了医院和母语学校，造福社会和人群。
为了方便统治， 英国殖民政府不鼓励宗教团体涉及政治；而以白人为首的教会在异乡和异族间工作，也同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发展并巩固宗教、医疗及教育事业。
宗教团体与国阵交好
独立以前，殖民政府形同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教会的守护人；独立以后，教会面对无神论者主 导的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抗争、回教党在半岛东部和北部持续扩张的影响力，以及宗主国已然离去的现实环境，联盟/国阵(尤其是马华公会)于是成为教会的自然伙 伴，加以靠拢是理性的选择。
更重要的，作为庞大的执政集团，联盟/国阵无论在政策制定与资源分 配方面都占尽先机，缺乏任何足以与之抗衡的世俗政治力量，教会与其“交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这个现象并不局限于基督教，回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也不例 外。
譬如马华公会近年就很重视佛教界，在日益回教化的环境中，黄家定、黄家泉和翁诗杰都极尽所能突出本身的佛教背景，似乎如此就能化解马哈 迪当年武断宣布马来西亚为回教国的宪法危机。
国内宗教的版图分布和强势的政府主导之外，1969年的513事件被执政者充分利用，违反人权 的法律逐一出台以防止民众质疑巫统的马来人议程，导致任何同宗教与种族有关的议题皆变得极度敏感。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基督教会不得不谨言慎行，对政治 更退避三舍。
对于1987年10月的茅草行动中蒙难的在野党和华教人士，大家耳熟能详。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有位名为Poh Boon Sing的基督徒也无辜遭殃呢？不知道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教会普遍上对这个历史事件保持沉默，而这位基督徒后来当了牧师，全职牧养教会，从此不问政事。
反思信仰与政治的关联
308大选之后，不少年轻的基督徒开始反思政治的意涵，以及教会如何看待政治。他们不再满足于“为执 政掌权者祷告”或“记得履行公民投票的义务”等样板式的讲台教导，而渴望教会领袖能够提供更切合当下政治局势发展的信息。
教会如果要对年轻 的会众发挥更大的影响，就不能继续自我设限，视反对政治为畏途。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异议份子，其一生都在与政治体制抗衡。希律王要追杀他，犹 太教的宗教领袖也把他看作威胁，两者都欲除之而后快，以免他颠覆当时的政体和宗教层级（religious hierarchy）。
换句话 说，靠拢权势——无论国阵或民联——来求存从来就不是耶稣的本意。对遭受资本主义体制压迫的拉丁美洲信徒而言，耶稣是革命者；对经历过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 基督徒，耶稣是黑人。耶稣的“颠覆性”，是坚定他们信仰的源头。
这不意味着教会必须凡事都与政府作对，但面对种种的压迫与滥权，基督徒选择 沉默只会遭致他人无积极意义的嘲笑，再多的信仰见证也不能改变外界负面的看法。 【参见：教会语言与思想枷锁：续谈基督 教徒的政教矛盾】
我反对政教合一，也相信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但这不应该是基督徒对政治噤声的理由。“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都是基督徒在不公义的体制中无畏无惧发声的基础。
教会不应畏讲真话
随着国家日益回教化，教会的不安与日俱增。虽然偶尔敢于表达对回教党的不满，面对巫统的霸权却束手无策。 毕竟从殖民地时代开始，教会就没有反对政权的习惯和传统。一旦有人尝试打破这个局面（例如吴吉平），教会领袖担心受波及，乃迫不及待地划清界限。
因此，诗巫卫理公会的领袖驳斥吴吉平的文章，完全是 意料中事。但指吴吉平“嚣张、口出狂言”，则未免言过其实。读了后者文章的人都会同意，其文笔谨慎持 平，而且极具说服力，没有丝毫挑衅的成份。
事实上，教会如果在真理上站得稳，应当理直气壮地告诉纳吉：“合理与合法的拨款，无任欢迎，但不 应该在竞选期间，因为这是违反选举法令的行为，我们不能陷你于不义。”
而纳吉如果真是开明与公正的首相，也必会明白并尊重教会的立场。何来 难为之处？
一个信靠全能上帝的人，不应该会担心讲了真话而得罪政府或政党。如果潘 霍华牧师（右图）勇于为信仰而殉道，我国教会领袖在必要时候向国阵或民联政府表达异议，又有何难？马来西亚当下的政局，难道会比纳粹德国更险峻？
很 显然，不少人敬畏上帝，但更害怕政府。得罪前者，大可祷告祈求饶恕；开罪后者，只怕连身家利益都要失去。
然而，基督徒不准备随时失去这一 切，又岂能得着所渴望的生命？（路加福音17：33）
唐南发是时事评论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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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岂可沦为政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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